水到底是不是商品？

莫德·巴洛（Maude Barlow）与托尼·克拉克（Tony Clarke）在《水资源战争：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一书中揭示，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运用其强大财力，纠集政府的高级官员、学术界与传媒界人士，组成旨在为经济彻底松绑的“三边委员会”，联合向所在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一个理念，即“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人的生命中过去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方面，比如健康和受教育权、文化与传统、遗传密码与种子，甚至包括空气、水在内的自然资源，现在都可被当作商品。”。
水资源私有化的第一步，就是城市水资源市政设施私有化，允许私人水务公司参与水的销售以及净水设施建设；其次就是从立法上支持私人水务公司，允许其对天然水资源及其周边土地和生物进行垄断经营。
世界银行一直是水务私有化的积极推动者。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振振有辞：当今世界水危机的根源是因为水太廉价，差不多等同免费，水由此被人们大量浪费，而只需让水价确实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水，这就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自由经济学家为国际垄断资本量身定做了一套经济自由政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维廉森将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后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推销。而世界银行始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呼应，从未间断为私有化、市场化造势。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策落文件中，非常清楚的将私有化当作条件。资本总是趋利和扩张，在一开始的高效、透明的水资源开发之后，资本终究要在公共领域露出自己撕咬平民的锋利爪牙。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世界银行以拒绝为玻利维亚的2500万美元贷款作担保，来威逼玻利维亚政府把该国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务私有化。陷入财政困境的玻利维亚政府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只好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将科恰班巴市的水务私有化，引入跨国公司贝克特尔（Bechtel）的子公司Aguas del Tunari。该公司在接管科恰班巴的水务系统后，立刻将自来水的价格提高30%-50%，有的地区水价甚至上涨100%。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999年，玻利维亚政府通过2029号法令，导致跨国公司垄断所有的水资源：公司不仅取得了科恰班巴市自来水的所有权，甚至拥有公共井水和私人井水的所有权。因而，村社的井水也需要安装水表以支付水费，甚至连储存雨水也需要得到批准。
上升的水价严重加重了居民的生活负担，当地民众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却需要支付每月不低于20美元的水费。众多贫民不堪重负，一些家庭因此所付水费竟然达到收入的两成。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对水资源的垄断严重威胁了当地的居民的共同体和文化认同。Simmons指出，水的使用与当地社区和文化习俗息息相关。例如，长期以来，科恰班巴的农民在从公共水渠引水灌溉田地，会遵照约定俗成的惯例，例如祈祷、感谢土地母亲、按照一定的仪式打开和关闭取水孔、尊重他人的用水权等等。
被收买与要挟的政府官员忠实执行与世界银行、贝克特尔公司达成的协议，在多方努力无效后，科恰班巴市民最终于2000年发动大规模抗争。2000年1月，成千上万名玻利维亚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将科恰邦巴(Cochabamba)市的水资源私有化。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比，这场“水权运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抗议者不是来自某个单一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中产阶级)，而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组成的联合阵线。他(她)们跨越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区隔，组成了“饮水与生命联盟”，采取了占领广场、封锁道路、全市大罢工等集体行动，共同反对跨国公司垄断科恰邦巴的水资源，要求政府保障民众的用水权。玻利维亚水权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奥利维拉表示：“跨国公司想把每样东西都导入市场。对本地人来说，水并不是商品，而是公共财产。”在经历了4个月风起云涌的社会抗争后，玻利维亚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对科恰班巴的供水系统重新国有化，还需要补偿贝克特尔公司4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